新文化運動前后，文化一詞在近代語境中的廣狹含義基本定型，成為指導歷史研究與歷史撰述的重要觀念。云南學者較早地響應了文化史研究的風潮，進行地方文化史撰述，涌現出《滇南文化論》《云南文化史》《大理古代文化史》等重要論著，形成了近代云南歷史撰述的一大范式。近代云南地方文化史在弘揚地方文化的基礎上，秉持了對中華民族文化的自覺認同，同時逐步凸顯了“民族”作為文化主體的地位，不斷吸納新興的學術研究成果，論述了云南各民族文化與中華文化之間不可分割的關系。通過回顧，有助于我們堅持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增強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自豪感。

一、云南地方文化史興起的背景與《滇南文化論》的得失

在新文化運動與中西文化大討論的刺激下，文化史研究蓬勃發(fā)展起來。區(qū)域文化史也是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組內容。而各種塑造地方形象的文化討論，如20世紀30年代“江浙文化論”、“南方文化論”也風行一時。

近代云南地方文化史撰述在全國范圍內興起較早，并經過了長期的發(fā)展。袁丕鈞1917年即發(fā)表《滇南文化論》。夏光南1923年出版《云南文化史》作為地方史教科書，在同時期眾多的《中國文化史》映襯下，顯得尤其突出�？谷諔�(zhàn)爭爆發(fā)后，各大高校、研究單位紛紛內遷，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等近代學科團隊輸入云南，內遷學者與本土學者共同探究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學習，開展邊疆史地研究、民族文化調查研究，還形成了云南大學“西南文化研究室”這樣的研究中心。徐嘉瑞1949年出版的《大理古代文化史》就是這一時期地方文化史的重要成果。

近代云南地方文化史撰述與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傳播有著較深的淵源。受新文化運動影響的北大畢業(yè)生袁丕鈞、龔自知在昆明成立尚志學社，并于1917年創(chuàng)辦《尚志》雜志，先后刊載《滇南文化論》、李大釗《鮑爾什維主義之勝利》等文章，成為云南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弘揚中華“國粹”與云南地方文化的重要陣地。夏光南也曾是《尚志》雜志的重要撰稿人，發(fā)表《地方自治論》《思想的解放合推理力的養(yǎng)成》等文章。徐嘉瑞1920年參加尚志學社，創(chuàng)辦《澎湃》學刊，又參與籌辦《均報》《救國日報》等報紙，反對軍閥統治，宣傳五四新思想。1927年，徐嘉瑞在昆明由楊天權、吳澄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積極參與學生運動。他長期發(fā)揚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進行文學史研究，為他日后進行地方文化史研究奠定了基礎。

近代云南地方文化史撰述在凸顯地方意識的同時，貫徹了對中華民族文化的整體認同。經歷了辛亥革命、護國運動之后，云南的地方意識與榮譽感空前高漲。近代云南革命史書寫、鄉(xiāng)邦文獻整理、地方志編纂，正是在此背景下進行的。包括云南地方文化史在內的相關撰述，大都強調云南區(qū)域文化在中國歷史上的獨特地位與不可分割的屬性。在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民族危亡之際，徐嘉瑞的地方文化史撰述對中華民族文化整體的認同就表現得更加強烈了。

袁丕鈞《滇南文化論》作為一篇發(fā)表在雜志上的考論長文，開啟了云南地方文化史撰述的先河。云南自莊蹻開滇，以迄于清之治亂、人物，著作、金石等關系于文化者，得其梗概，其中濃郁的愛國、愛鄉(xiāng)情懷一直被后來的云南文化史著作繼承。《滇南文化論》將云南與中原的交流融合、一體化作為云南文化發(fā)展主軸，奠定了近代云南文化史撰述的基調。他對云南歷史文化的發(fā)展歷程作出了大致劃分，并對代表性人物、事件、成果進行了考論。展現了推動云南文化發(fā)展的重大歷史事件、人物，介紹了云南通過學習中原文化創(chuàng)造出的主要成果，嘗試歸納不同時期云南文化的特點、探討形成原因。

二、夏光南《云南文化史》對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深化

夏光南《云南文化史》可能是中國最早公開出版的一部以“文化史”命名的著作。夏光南充分發(fā)揚地方文化意識，又表現出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強烈認同；夏光南將民族與文化并舉，開創(chuàng)了內容豐富、體系嚴整的地方文化史撰述范式。

夏光南與袁嘉谷等學者同氣相求，弘揚地方文化精神，選取地方史教科書的形式承載鄉(xiāng)土意識。夏光南《云南文化史》的內容參考了袁丕鈞的《滇南文化論》與1923年袁嘉谷出版的筆記《滇繹》，但在體例上要嚴整得多。袁嘉谷就感嘆《滇繹》雖“往往搜古今人之所略，表章之以啟鄉(xiāng)人愛鄉(xiāng)之心，然而瑣矣。夏君此作亦頗取材于拙著，而條理過之。”《云南文化史》作為地方史教科書，主要供省內中等學校使用，或國內中等以上學校研究中國史、東洋史參考，增強了學術性，擴大了受眾面，是鄉(xiāng)土意識的絕佳載體。

夏光南《云南文化史》表現出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強烈認同。夏光南與袁嘉谷等人都試圖把云南放到時空縱橫的大維度上論證其重要性，歸納云南文化的特質，渴望改變云南“地處西南邊疆，自中原視之，無足輕重之數”的舊觀念。夏光南從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著手，認為“滇”之為“顛”，“言此地獨居高頂也”，借地理形勢培育鄉(xiāng)土自豪感。夏光南還指出，云南少數民族自身的文化不容抹殺，與漢文化逐漸融合后，又獨具特色。從云南吸納的漢文化這方面來說，云南文化無異于中原。并且近代以來“英并緬甸、法滅安南，直與云南接壤，邊防界務之事日多，偶有一問題發(fā)生，動關全國安危之計”，故而云南不可輕視，云南人不可不自勉。

民族問題成為貫穿《云南文化史》的重要線索�！对颇衔幕�史》緒論中專列“人種”一項，認為云南民族復雜，可大致分為漢、苗、蒙、回、藏五族，尤以苗族支派最多。夏光南認為漢代哀牢、句町、昆明、姑服、兩晉南北朝的東爨、唐代南詔、宋元三十七部、明清土司，“皆此族也”。而莊蹻開滇，漢族進入云南，西漢滇國、南北朝爨氏、宋大理皆漢族后代所建。藏族有西漢白狼國、唐代的吐蕃。蒙古族、回族元代遷入云南。他認為漢苗同祖，不得謂無文化。滇爨、南詔、大理等地方勢力和政權，吸收中原文化，而自有其特色，不能以蠻族視之，更不能把他們“屏于中華民族之外”。

夏光南在通史架構上借鑒王桐齡《中國史》，創(chuàng)新體例。首先，“時代區(qū)分，所以別進化”，《云南文化史》把云南歷史分為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近世史四篇。每部分先設政治史，重點記述云南重大的政治變動、各代移民政策的因革，甚至擴展到與世界各國之關系。略古詳今，以標題概括特點。另一方面，“有文化，始有歷史之可言”，《云南文化史》尤其關注漢族與各民族文化在交往中逐漸融合的過程。既強調學術思想的傳播，也關注“生活方法”的轉變。政治史后分設文化一章，之下常設制度、產業(yè)、學術、宗教、技藝（或稱藝術）、風俗等節(jié)。產業(yè)中對商業(yè)、交通尤其重視。

《云南文化史》將各民族社會文化現象都納入其中，比較全面地展現了云南社會文化風貌�！对颇衔幕�史》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對少數民族文化的歧視，將其從風俗志中解放出來，貫穿到文化史各個科目中。比如政治文化，夏光南認為云南土著從無君長、各以邑落自聚，逐漸演化出酋長首領。漢置郡縣后，流官與酋長并治。酋長兼任官職的現象，與后世土司制度相似，部落社會形態(tài)具有延續(xù)性。夏光南對少數民族社會生產、生活風俗多能客觀描述，宗教史等類目都實現了前后貫通。夏光南充分肯定少數民族文化的優(yōu)長，認為以苗族為代表的少數民族工業(yè)技術，“素不亞于漢人”，“滇國兵器之利，尤可想見”，永昌紡織技術聞名南中。少數民族“夷經爨字，行于民間，其文化彬炳可述。”

三、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的總結意義

徐嘉瑞在新文化運動“整理國故”思潮影響下開始文學史研究。受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影響，徐嘉瑞很自覺地把文學史看作是廣義歷史一個組成部分，一直把文學視作社會文化現象來考察。徐嘉瑞較早將平民文學作為與貴族文學相對的文學部類，擴大了文學史研究的范圍，又引入文人文學，試圖從三者的融合沖突構建中國文學的內在發(fā)展線索；又重視外來文化的傳播對中原文學的影響。兼顧了文化學中的社會演進論派、傳播論派的優(yōu)長。徐嘉瑞充分運用文化比較的方法，廣泛吸納近代學科理論與研究成果。徐嘉瑞早期在胡適的影響下僅注重消極的疑古辨?zhèn)�，到�?0世紀40年代，已經充分運用多種學科手段進行積極的釋古。他的《詩經選讀》講義對社會文化背景的探索已經超過了文藝審美的取向，特別是史詩選讀部分，徐嘉瑞對感生神話、姓氏制度、世系族源、金文甲骨的討論已深入涉及中華文化的起源問題。

徐嘉瑞1949年出版的《大理國古代文化史》體現出小中見大的著述理念。雖然名為《大理國古代文化史》，但它實際上相當于云南古代文化史。徐嘉瑞將大理文化放置在整個中國古代發(fā)展的大源流下進行考量，與學界對中華文化起源的討論相呼應。

《大理國古代文化史》注重多重證據法的運用，借助考古文化分期劃分大理古代文化的發(fā)展階段，多方位討論了大理文化的來源。徐嘉瑞認為西北羌族文化（夏文化）是其中最古老的一支。首先，1938年吳金鼎對洱海流域的考古發(fā)掘顯示出大理陶器與西北地區(qū)古文化的密切關聯，徐嘉瑞由此推斷大理文化來源最古老的一支從西北高原傳入，源自西北羌族文化，也可稱為夏文化，是中國最古老的文化。它以甘肅為中心，向西康、西藏、大理一代拓展。其次，傳統文獻中有大量夏禹祖先生活在川北汶山的記錄，此地正是羌人所居。徐嘉瑞認為夏民族文化沿著金沙江向西南傳播，大理首當其沖，為中國最古老的文化。再者，徐嘉瑞認為以陜西、甘肅、青海、川北、西康和云南大理構成了夏民族文化的發(fā)展區(qū)域。這一地區(qū)位于北緯25度以北，地處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高原地帶，享有共同的地理環(huán)境。至于北緯25度以南的民族，徐嘉瑞認為其與大理一帶民族關系聯系不大，并引述了張印堂《臺族之體質與其地理環(huán)境》從體質人類學出發(fā)對臺族的研究成果，對西方學者哈威（G.E.Harvey）《緬甸史》提出的南詔自南而北說提出了批駁。

徐嘉瑞認為大理文化最早還受到楚文化的影響。徐嘉瑞強調楚文化對云南的影響要早于莊蹻入滇，莊蹻入滇只是強化了這一關聯。文化傳播“非由一人之力”，乃是由“民族間相互交通，積時甚久，互相滲透，以成自己文化。”徐嘉瑞從神話傳說、宗教風俗、民族分布證明楚國與大理的文化交流。他指出楚國文化與夏民族同源，楚辭等文獻所記神話山川皆位于西北，與大理文化有親緣關系。永昌九隆神話與《天問》中的女歧有關聯，哀牢夷與夏族都以龍為圖騰，也就是羌族的圖騰，這一傳統直至三國時期亦有保留。徐嘉瑞指出諸葛亮為夷人作圖譜是利用了羌人的巫畫習俗，大理紙馬一直保留著這一文化形式，并且大理本主崇拜之神與古楚神祇極相近似。

《大理古代文化史》突破了軍事征服、王朝經營的敘述框架，凸顯出民族作為文化活動主體的地位。在這當中，民族遷徙又是決定性的因素，故而有學者認為《大理古代文化史》實際是“以民族關系史的方式書寫的文明史”。徐嘉瑞強調云南地域文化的產生、發(fā)展與中原文化之間不可分割的關聯。這一方面是對《滇南文化論》《云南文化史》等地方文化史敘事的繼承，另一方面也是抗戰(zhàn)期間知識分子致力于民族國家的建構的表現。

《大理國古代文化史》將云南古代文化與遠古周秦、甚至夏文化勾連在一起，本土知識分子具有的地方文化意識與國族身份認同之間的尷尬和焦慮，被有效地消解了。之前的云南地方文化史在面對這一問題時，往往表現得左支右絀。徐嘉瑞證明本土居民在族源與文化上與“中國最古之文化”一脈相承的關系，本地居民后來在莊蹻王滇、秦漢設郡置吏的背景下對楚文化、中原文化的吸納，就不再是異文化間簡單的被征服、被迫接受的性質。更重要的是，《大理國古代文化史》的上述觀點，是基于考古學證據得出的推論，并得到了后來的考古發(fā)掘證實。近年來大理劍川海門口遺址發(fā)掘出土的青銅器證明，滇西地區(qū)是云貴高原青銅文化和青銅冶煉技術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出土的稻、粟、麥等多種谷物遺存，表明稻作文化最早開始，之后傳入了麥和粟作文化。海門口遺址中出土的粟遺存經測定，粟作文化很可能在距今3900年后從四川西部傳入云南，與該地區(qū)新石器中期的稻作農業(yè)經濟融合，在距今3900—3400年前（新石器時代晚期）逐漸形成了稻、粟混作的農業(yè)結構。而川西粟作文化則是甘青高原旱作文化向西南傳播的結果。這就“證明了來自黃河流域的粟作農業(yè)，其南界已經延伸到滇西地區(qū)”。而彩陶遺存可能與甘青地區(qū)的齊家、辛店文化有聯系。徐嘉瑞把夏民族文化作為云南古代文化最重要、最古老的源頭，并非空穴來風。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的，民族工作“必須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推動各民族堅定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高度認同，不斷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近代云南地方文化史撰述受新文化運動的刺激下得以誕生，與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傳播有著較深的淵源，其中蘊含著堅強烈的中華民族文化認同，是一筆豐厚的學術遺產與精神財富。

“要正確把握共同性和差異性的關系，增進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異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則。”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不僅是民族工作的指南，對史學工作者同樣意義深遠。要正確把握中華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關系，各民族優(yōu)秀傳統文化都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近代云南學者正是在突出“民族”作為文化主體的平等地位的基礎上，求同存異，不斷吸納新興的研究成果，用鮮活的事例印證了中華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葉，根深干壯才能枝繁葉茂，也為今日深入探究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云南各民族文化與中華文化的關系奠定了基礎。

執(zhí)筆：云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文獻研究所 陳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