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來，我絲毫沒有松懈，而是以一個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我誠懇地向組織提出轉正申請，請黨組織審查。”

2017年12月26日下午，96歲高齡的李桓英教授戴上大紅色的圍巾。在黨支部黨員大會上如期轉正，正式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

“我回國不后悔，干麻風病防治工作不后悔……我想把有限的日子，投入到無限的工作中去。”老人一字一句地認真向黨組織匯報著預備期的心聲。聲音中飽含歲月打磨過的篤定，頸間的紅圍巾和黨旗相互映襯，鮮艷無比。

預備期這一年里，李桓英仍奮斗在一線。2017年年初，她悄悄打包，準備再次出發(fā)前往云南。她心里牽掛著那些治愈的麻風病人，更惦記著尚未破解的麻風病發(fā)病機制。“我身體沒問題，就是去看看病人的病情有沒有復發(fā)，他們的親屬有沒有潛在感染。”

一如她2016年對著黨旗承諾：“如果我能活到100歲，還有5%的人生可以成為一名光榮在黨的人，更加堅定跟黨走，為醫(yī)學事業(yè)繼續(xù)奮斗！”

1921年出生于北京的李桓英，曾于1946年留學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畢業(yè)后成為世界衛(wèi)生組織成立后的第一批官員，她在世界衛(wèi)生組織任職7年，被派往亞洲、美洲的許多國家，為防治性病等疾病在貧窮落后地區(qū)的蔓延做出了努力。

1957年，在李桓英為世界衛(wèi)生組織工作7年期滿時，世界衛(wèi)生組織主動提出與她續(xù)簽合同，期約5年，她婉言謝絕，瞞著家人，只身一人繞道倫敦，幾經周折，于1958年從莫斯科回到了祖國。

時年37歲的她，回到闊別多年的北京，被分配到中國醫(yī)學科學院皮膚性病研究所工作，開展“梅毒螺旋體制動試驗”“麻風抗原檢測”等。

當時實驗室設備簡陋，李桓英用土法自力更生制作的麻風菌脂質抗原(PGL)提取成功。她和同事先在自己身上做試驗，至今，李桓英左右手臂上還留有清晰可見的疤痕。

1970年，李桓英來到江蘇省的一個麻風村考察，在這里，她第一次見到麻風病人。麻風病是由麻風桿菌引起的一種慢性傳染病，主要侵犯皮膚和周圍神經，歷來是備受歧視的、致殘的“不治之癥”。

當時由于沒有治療麻風病的有效藥物，最人道的處理，是把他們趕到一個偏僻的地方，讓其自生自滅。這一幕刺痛了李桓英：“我當初回國就是為了幫助祖國的同胞！”

李桓英決定，攻克麻風病。

1978年，李桓英調到北京友誼醫(yī)院、北京熱帶醫(yī)學研究所任研究員。從此，57歲的她將全部精力奉獻給麻風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她將國外先進的治療方法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率先開展了服藥24個月就停藥的短程聯(lián)合化療和消滅麻風病的特別行動計劃，解決了麻風病的治療難題，為數以萬計的麻風病人解除了疾苦。

1996年，李桓英又率先在國內開展消除麻風運動，首次提出了麻風病垂直防治與基層防治網相結合的模式，被稱為“全球最佳的治療行動”。

“很多人問過我，當初已經離開祖國那么多年，為何選擇回國？我都毫不猶豫地告訴他們，因為我是中國人，不能忘本。”

李桓英說：“回國，我就一個目的，把我學到的東西用到生我養(yǎng)我的地方，不愧是個中國人。”

“全世界麻風病防治現(xiàn)場工作，你是做得最好的！”

“治愈患者帶來的慰藉是任何酬勞都不能取代的”。李桓英對患者的關心不僅僅體現(xiàn)在治好他們的病痛，更如同親人一般，時刻給予他們溫暖，為他們尋求最佳的治療方案。

1993年年底，云南省文山縣有一位女生在臨近高考前不到半年，被診斷患了麻風病，李桓英得知情況后非常著急，趕去為她仔細檢查：“現(xiàn)在得了麻風，就像得了一塊皮膚癬，只要聯(lián)合化療一周就失去傳染性，你可以邊學習，邊治療，最多兩年就能治好，放心吧。”

李桓英還鼓勵她一定要好好學習，考上大學，不能自暴自棄。因聯(lián)合化療中有一種藥物會造成皮膚染色，李桓英又與當地醫(yī)生一起，為這位女學生設計專門的治療方案，并請當地的醫(yī)生一定要保證她的治療，不要影響學習。過后，李桓英仍然惦念著這位女學生，曾多次打電話、寫信詢問她的情況。后來，這位女學生真的考上了大學，并在畢業(yè)后成為一名教師。

麻風病是一個“窮”病，大多數麻風病患者的家境都不是很好，李桓英像照料自己的孩子一樣給予他們關懷和體貼。

2007年3月，熱研所麻風室接診了一位24歲麻風患者小馬，小馬生長在一個麻風病高發(fā)家庭，家里有5人患麻風病。李桓英無條件接收了這一家5位患者來京免費治療。經過兩年的治療，他們的麻風病已基本治愈。一次復診中，李桓英教授看到小馬的手已破潰感染，并得知他一家租住在平房，生活十分拮據。“患者這么年輕，一定要為他的將來著想。”她既著急又心疼，立即拿出隨身攜帶的1000元錢給了他們。

她，標注了醫(yī)者仁心的精神坐標

那時，旁人談“麻”色變，李桓英卻勇往直前，是少有的敢與麻風病人零距離接觸的醫(yī)學專家。下鄉(xiāng)不叫苦，翻車不叫苦，生活從不搞特殊，李桓英用一生的奉獻詮釋了“我的生活就是適應國家的需要”，百歲依然堅持工作，感覺自己“活了兩輩子”。

1979年改革開放，在李桓英58歲接近退休的年華，接到了新任務，以第一批訪問學者的身份出國考察麻風病的防治方法。在思想守舊的年代，她突破精神枷鎖，不畏麻風病魔，與病人面對面交流，克服路途艱險，堅持一線調研，解救了成千上萬遭受麻風病折磨的患者。

幾十年過去，如今，她已是一位百歲老人。但在與麻風病爭戰(zhàn)的這場無硝煙的戰(zhàn)斗中，她依舊堅守奮戰(zhàn)在最前線，堅持麻風的宣傳、現(xiàn)場調查研究，為的就是早日讓全世界徹底消滅麻風病。孑然一身的她，把畢生的精力獻給了麻防事業(yè)，取得了常人難以超越的成績。

入黨時，李桓英說：“我覺得自己現(xiàn)在可能合格了，但還不能放松，還要繼續(xù)奮斗。”敬佑生命方能救死扶傷，甘于奉獻方能大愛無疆。李桓英，與黨和國家同行，與人民為伴，堅守醫(yī)者初心永恒探索、無私奉獻，書寫了敬佑生命的動人篇章，標注了醫(yī)者仁心的精神坐標。